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坠落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5《坠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了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基本理念、重大举措，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学习《建议》，有以下几点体会。

从新世纪初确立“生态岛”定位至今，崇明生态岛建设已走过10多个年头。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崇明生态岛国际评估报告》，把崇明生态岛作为典型案例，编入它的绿色经济教材，向全球42个岛国推荐。,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针对“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提出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在“十三五”时期，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一个百年梦，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全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

树立绿色低碳导向，打造绿色经济强区。抢抓大鹏湾被纳入粤港澳“湾区经济”组团的重大机遇，创新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确立生态资源有价、环境容量有限、使用环境有偿的产业引导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坚决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宁缺毋滥，以质取胜；以国际生物谷规划建设为龙头，加快高端生物科技和产业资源集聚，力争打造成为国际领先的生物科技创新中心、全球知名的生物产业集聚基地；以创建国家地质公园、环龙岐湾等国家5A级景区为抓手，大力推动国际生态旅游岛建设。加快培育高端医疗、特色教育、文化创意、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发展海洋产业，把新区打造成为深圳未来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今后五年我国生态文明领域的重要目标要求。实现这一目标要求，面临严峻挑战。从能源需求端看，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能源消费结构呈现煤多、油少、气缺的特点。我国2013年全社会用电量超过5.3万亿千瓦时，是美国的1.4倍。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43.7%，但耗电量占比却超过84%。同时，城市化率的持续提高，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速，都对能源消耗提出了刚性的增长需求。从供给端看，2014年我国燃煤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73.8%，煤炭仍然是并且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都将是我国的主体能源。近年来大力推动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燃煤发电的煤耗已经比2005年下降了49克标准煤/千瓦时。淘汰落后产能的确能收到立竿见影的节能减排效果，但是代价很大，而且终究会达到一定的限度。要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必须依靠先进技术，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幅度增加清洁能源的比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各类分布式能源技术正是满足节能减排需求的先进适用技术之一。

确立多种补偿方式。生态保护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社会经济活动。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森林生态补偿的主体是受益的部门或群体，包括政府、企业、自然人及其他组织。如果单纯把政府当作生态补偿的主体，其他受益者以及污染制造者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就不利于生态补偿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提高相关人群乃至整个社会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按照我国森林法和《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生态补偿制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财政划拨只是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全部。生态补偿所需的资金数额较大，单纯依赖财政划拨，不仅会加大国家和地方的财政负担，而且有限的资金也难以满足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容易导致补偿标准偏低或补偿不能及时兑现，削弱森林资源保护的效果。所以，在实践中应努力实现补偿方式多元化，将政府补偿、市场补偿、社会补偿等有机结合起来，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构建开放的森林生态补偿体系。,对涉及面较大，污染较严重的行为及污染源，如发电、供暖、机动车排放等行为，采取分级标准，制定阶段实施目标，积极引导企业改造技术、升级工艺、降低排放，并在规定期限内达到排放目标。

帕森斯（L. Parson）编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1977年）一书，以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为依据，从“自然界是人类劳动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作为辩证法的自然界”、“资本主义的污染和对自然的毁灭”等七个方面系统地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进而，福斯特（J. B. Foster）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他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这种生态观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法治的本质是对权力的规范和对权利的保护。有效的生态治理需要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划定各部门的职责，以此作为治理的依据，避免职责交叉而相互推卸责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绩效考核体系，使得责任意识强化、治理积极性提升；完善部门协作机制，加大沟通协调能力，实现山水林田湖共同体治理。允许政府基于法治理念创新治理方式并给予自由度，有效弥补传统管理模式的不足，实现“带着镣铐跳舞”。

道理很简单，给环保数据“戴口罩”，在空气质量并无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无异于掩耳盗铃。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判断基于两方面的经验，一是环保部门公布的监测数据，一是个人的直观感受。如果监测数据反映的空气质量和公众感受出现较大反差，甚至截然相反，那么必然会引起公众的质疑和不满。,明确生态损害索赔主体。鉴于生态资源利益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利益，在其遭受损害时，应当由能代表这种公共权益的主体来行使索赔权。国家具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而代表国家履行该职能的主体是政府。因此，为实现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价值目标，尽可能恢复和重建受损生态，较为合理的做法是赋予政府生态环境损害索赔权。政府作为生态环境资源的实际受托管理人，其享有的生态损害索赔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职责和义务。若政府怠于或拒绝行使索赔权，公民或环保组织应有权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行政不作为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

我们所说的“生态+”，是一条更高形态的发展之路，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不仅可以“+”产业，也可以“+”社会建设、“+”生活方式等，“+”的内容可以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更新、完善，让生态文明加快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用辩证思维深化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理解。“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辩证统一，也就是建设生态文明和发展经济之间的辩证统一。绿色经济绝不是对经济的制约，而是经济的一种转型、提升和创新发展。从长远看，坚持绿色发展，遵循自然规律，将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把生态资本转变为发展资本，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編輯:莎妮·索萨蒙】